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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元春:“十四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期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 作者:劉元春 | 時間:2020-10-15 | 責編:申罡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進行了專訪。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劉元春提交了自己的書面發言,作為參會專家代表之一,他在談到“十四五”規劃時,有着頗多的建言與感觸。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重大問題。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此前,習近平總書記於8月24日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為此要着眼長遠、把握大勢,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研究新情況、作出新規劃。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也正在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


與“十三五”時期相比,未來5年,中國經濟發展格局將發生哪些變化?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十四五”規劃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擘畫哪些關鍵詞?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又將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帶着這一系列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進行了專訪。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劉元春提交了自己的書面發言,作為參會專家代表之一,他在談到“十四五”規劃時,有着頗多的建言與感觸。


“十四五”我國有望邁過高收入“門檻”


NBD: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十四五”時期處於什麼樣的階段和地位?


劉元春:“十四五”時期,是我們國家從高速發展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第一個五年,因此,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發展模式、發展格局和發展的制度基礎,在“十四五”時期需要有進一步的改革和提升。


 

劉元春  每經記者 韓陽 攝


更重要的是,在“十四五”時期,我們必須要為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謀篇佈局,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就體現在我們必須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們國家能夠步入到高收入發展階段。


按照目前的測算,我們國家有望在2024年,從中等收入國家穩步邁過高收入發展的門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我們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兩個方面都要取得巨大的進步,在發展目標上,需要有新的內涵、新的要求。


另一個需要強調的地方,“十四五”時期,是我們國家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期,中國將處於大國博弈激化階段,在貿易、人力資本、技術等諸多方面面臨挑戰。


這種挑戰,在未來5年基本能看清進一步的走勢和格局。我們能不能應對未來的大變局,未來5年是非常關鍵的時期。


NBD:您參加了總書記主持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有哪些新的體會和感受?


劉元春:黨中央對“十四五”時期的認識和判斷是科學、理性、前瞻的。


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我們要着眼長遠、把握大勢,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研究新情況、作出新規劃。


我認為,當前我們對兩個變量要引起充分重視——即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和中美經貿關係給經濟社會運行帶來的新問題、新挑戰、新規律。


目前世界格局和大國博弈的深化,以及疫情對整體經濟的衝擊不是短期、表象的,而是中長期、結構性、趨勢性、深層次的衝擊。


在多種因素疊加帶來高度不確定性背景下,一定要讓我們的規劃具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在這種高度不確定性中把握基本規律和主線,靈活適度調整,而不能使規劃顯得機械化、簡單化。


構建“以內促外”的新競爭力


NBD:您認為,“十四五”規劃中需要出現哪些關鍵詞?


劉元春:我認為第一個關鍵詞是高質量發展,之前是邁入高質量發展,現在是已經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


第二個關鍵詞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時這也是統領“十四五”時期的戰略舉措。


第三個關鍵詞,我認為是“突破”,即要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方面能有全面的突破,使我們創新驅動戰略能夠取得全面的成功。


民生也會成為“十四五”時期一個重要的關鍵詞。當前,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十四五”時期,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積極作為,特別是要補齊社會發展的“短板”。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而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創新驅動,我們必須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領域有突破性進展。


比如,“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在加速城鎮化、社保體系改革尤其是養老體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的舉措,包括如何更好解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問題等等。


在“十四五”時期,我們會面臨大量的挑戰,大量的風險,同時也有大量的機遇,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發力方向不能單一,必須要有全面發展的觀念。


NBD:剛才您提到了“雙循環”的概念,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不是意味着外需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會弱化?


劉元春:當然不能簡單地這樣看待問題。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閉關鎖國,也不是簡單的出口轉內銷,而是立足國內消費轉型升級,以國內完整分工體系作為依託,以生產、消費、分配、流通等多環節全面順暢為核心要點,通過創新驅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我們國家經濟循環當中的堵點和斷點,使得我國經濟能夠實現靜態和動態的資源配置,同時能夠構建以內促外的新的競爭力。


所以,“雙循環”在本質上是開放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依然要求供需對接順暢,依然要求通過體制創新,使我們營商環境更加優化,依然要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經濟循環的斷點和堵點。


因此,我們不能把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與以往的實踐和發展理念對立起來。


對外開放應更加強調安全維度


NBD:您剛提到需要構建以內促外的新競爭力,這種新競爭力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將起到怎樣的作用?


劉元春:以內促外指的是經濟發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以,外貿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整個經濟全面升級、全面提質的核心動力源之一。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未來5年,有可能是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全面興起的時代。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能過度依賴以外需、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核心動力源必須要有所調整,需要更加註重培養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


我認為,在當前全球貿易環境仍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我們不僅僅要強調對外開放的效率、規模、速度,還要強調開放的安全,要有新的安全觀。這個安全觀要求我們在外貿的結構和產業佈局上要有新的舉措。


首先,在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方面,必須要在國內進行佈局,而不能簡單、持續地依賴歐美髮達國家。


其次,我國的各類產業要在全球進行佈局,而不能簡單依託於歐美的需求。我們必須要依託“一帶一路”倡議,依託高質量共建,開闢新的市場和增長極,要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技術提升、管理提升的基礎上,打造我們新的競爭力。


因此,這種新的競爭力,不是來源於“以外促外”,“兩頭在外”,而是來源於國內經濟大循環的產業,來源於我們創新能力的提升,來源於資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所以,“十四五”時期,我們經濟發展要適應逆全球化和後疫情時代的特徵,在傳統發展觀唸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內生動力和安全的維度。


NBD:您不止一次提到安全的概念,“十四五”時期,為什麼要更加強調安全的維度?


劉元春:為什麼強調安全?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我們國家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期,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的重構期。


這種變化過程,必然存在大量的風險和挑戰。因此,大國經濟發展必須要把安全問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比如,未來我們的外貿企業可能會因為逆全球化的因素,導致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斷裂的風險;我們的跨國企業在進行全球投資佈局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區域政治風險、區域經濟風險的新變化而遭受損失。


所以,我們國家對於擴大開放過程中的安全性,對於國際風險的把控能力,必須要與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相匹配。


中西部地區增長極可能全面凸顯


NBD:後疫情時代,國內經濟也衍生出許多新的經濟現象,比如數字經濟、直播經濟等。展望“十四五”時期,您認為哪些經濟現象特別值得關注?


劉元春:首先,中國的數字經濟將大踏步前進。


疫情是中國數字經濟全面發展的催化劑,同時,全球貿易環境也是我們數字經濟實踐和發展的重要催化劑。在兩大催化劑的作用下,結合我國自身經濟戰略佈局的特點,“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必定會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我們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上可能會有重要突破。


我們可以發現,“十三五”期間,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佈局,包括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相關的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的課題,以及舉國體系下的科技攻關項目,都有大量的佈局。


具體來看,一方面是舉國體制為主的基礎研發和重點研發;另一個方面,就是以大市場所孕育的市場化創新項目。這“兩條腿”相結合,使我們國家在關鍵技術、關鍵環節可能會有大的突破,這也是中國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的必經之路。


第三個很重要的現象則是,未來可能會出現一批新的增長極。


特別是在區域經濟發展和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之下,中國中西部的增長極可能會全面凸顯。


比如成都、重慶、武漢、西安,這些地方既有市場擴展的深度,又有創新的能力,同時還有全國產業梯度轉移的創新驅動政策的支持,可能會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在此基礎上,我們以都市圈、城市羣為主體的經濟版圖,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NBD:有觀點認為,經歷高速發展的階段以後,“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潛力會呈現弱化的現象,對此您怎麼看?


劉元春:要判斷一個國家的增長潛力,有很多標準和參數。很多人利用潛在增長速度的測算,特別是利用趨勢化、結構化來進行推算,就會發現,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速從進入新常態以來,處於一個加速回落期。所以,有些人就簡單地推算,“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持續回落的時代。


我認為這種結論是草率的,因為這是假定我們的制度和改革沒有進一步的推進,假定我國的人力資本沒有進一步的提升,假定我國的技術沒有一系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下,所推算出的結論。


而“十四五”時期,恰恰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脱胎換骨的時期,是中國技術進行全面趕超,從並跑階段向領跑階段邁進的時期。


“十四五”期間,我們如果能夠把握後疫情時代的機遇和挑戰,能夠化危為機,就能開啓新的局面。我們將能夠迎來第二輪的改革紅利,迎來第二輪人力資本紅利,從人口向人力資本紅利進行轉換。就能夠迎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化解在相關產業、相關領域受制於人的局面,能夠真正激發社會各個羣體擼起袖子加油乾的豪情。


我認為,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潛力、空間都是無比廣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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