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為什麼要進行延安整風?

發佈時間:2020-10-16 08:51:52  |  來源:學習時報  |  作者:羅平漢  |  責任編輯:申罡

遵義會議之後,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對這種錯誤還沒來得及進行思想認識上的徹底清理,因而全面抗戰爆發之初,黨內有人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照搬他國共產黨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經驗,對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認識不夠。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時就明確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説明教條主義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此外,黨風上的宗派主義、文風上的黨八股等不良作風,在黨內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全面抗戰爆發之時,全國黨員約4萬人左右,偌大一個華北地區,儘管黨組織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發展,但也只有5000餘名黨員。隨着大片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和八路軍新四軍影響的日益擴大,黨的組織力量和黨員數量嚴重落後於形勢的發展。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強調“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隨後,各級黨組織大力開展黨員發展工作。到1939年,僅冀中全區黨員就發展到9萬多人,全國黨員發展到50萬人。到1940年7月,更是發展到80萬人。這些新黨員革命積極性很高,但他們大都出身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有些人身上還存在某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容易受到黨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影響。如何整頓黨的作風,把黨鍛造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抗戰的大環境中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就成為黨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黨的建設離不開黨內教育。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不但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而且特地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向全黨發出了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的號召,認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召開學習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講話,強調中國共產黨擔負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任務,需要建設一個大黨,一個獨立的、有戰鬥力的黨,這樣就要有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做骨幹。他號召各級幹部發揮“擠”與“鑽”的精神,想法子“擠”出時間來看書,如木匠鑽木頭一樣地“鑽”進去把理論問題搞懂。1940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各級組織的領導幹部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必須以身作則的領導與提倡其他幹部的學習。建立在職幹部平均每日學習兩小時的制度,並保持其持久性與經常性”。3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規定凡環境許可的地方,可依類編成學習小組並每月開會討論二次。同時決定將每年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總結每年的經驗並舉行獎勵。

中共中央的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幹部理論學習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這兩年的學習運動也有缺點,主要是存在理論脱離實際的傾向。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很不滿意。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不但對“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提出了嚴厲批評,而且對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不滿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説:“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説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因此,有必要對這種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來一個徹底的改造。

抗戰爆發之後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雖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打着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一時唬倒不少人,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證明,他主張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根本行不通。王明那一套主張並沒有多大的市場,在實際工作中也沒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在黨內政治上的影響雖然已是風光不再,但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他仍然是黨內著名理論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能説會寫,發表的一些文章還頗有理論色彩,在延安的許多幹部看來,黨內有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還是王明這樣的人。1938年底,王明從重慶回到延安後,頻繁地出席了各種會議,作了很多報告和講演,發表很多文章,顯得十分活躍。1940年3月,王明將其1930年寫的、集中反映他的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王明這本小冊子的出版,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在擺到中共中央面前。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即《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重點講到了什麼是理論和理論家的問題。他説:“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不能這樣説,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還説:“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在毛澤東看來,雖然王明這些犯過教條主義錯誤的人言必稱馬列,寫文章動輒引經據典,但對中國實際缺乏瞭解,結果理論不能與實際聯繫起來,他們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更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黨內相當多的人卻沒有認識到其危害性,仍把他們看成是理論權威。要解決理論與實際相脱離的問題,樹立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就必須認識到教條主義者的真面目。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號召全黨樹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同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號召全黨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加強黨的團結,從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克服各種不良作風。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討論土地革命時期黨內的路線是非問題,並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學習,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隨後,在延安高級幹部中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的學習,整風運動在高級幹部中率先開展。

全黨整風是以1942年2月毛澤東先後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演講開始的,它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採取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隨後,整風運動在各個根據地廣泛開展。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使全黨真正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性,也在全黨完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整風運動開創了通過整風學習、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黨內教育,實現黨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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